编者按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广州典丰，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支持和引导各类企业提高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履行社会责任。近期，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见》，进一步作出系统部署。
如何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和特征？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如何作为？如何以制度创新赋能企业发展，培育更多世界一流企业？本报约请三位专家研讨交流。
■主持人：刘迪本报记者
■嘉宾：张晖明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教授
丁晓钦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首席专家
周海蓉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发展战略研究所（筹）副所长、研究员
主持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和特征是什么？如何理解“中国特色”和“现代企业制度”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何把握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过程中的“两个结合”方法论意蕴？
丁晓钦：《关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见》提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具体内涵，即以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为根本，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是适合国情、符合实际、满足发展需要的现代企业制度。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具有三个层面的鲜明特征：在管理架构层面，将党的领导贯穿企业体制建设、机制建设、企业治理各环节；在运营机制层面，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根本遵循，构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发力的调控体系；在价值追求层面，以履行社会责任、培育企业文化为使命担当。这一制度创新既体现了现代企业治理的一般规律，更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是“两个结合”的创新产物，既遵循马克思主义一般规律，更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一方面，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完善各类市场主体功能定位，创新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分配制度，并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现代企业治理体系。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将诚实守信、以义取利、守正创新等理念融入管理实践等全过程，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弘扬中国企业家精神。
周海蓉：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是在遵循市场经济对企业产权清晰、组织科学、管理规范等基本要求的基础上，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因与本质属性而形成的现代企业制度。“两个结合”贯穿于这一制度设计的始终，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成为现代企业制度中国化创新的鲜活范本。其核心本质就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效率的有机统一。
一是政治引领上，方向坚定而鲜明。最鲜明特色就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本质要求和根本特征，坚定不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将党组织政治功能深度融入公司治理，确保企业经营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二是发展路径上，统筹协调且高效。既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一体化推进，注重不同所有制企业治理效能的系统性提升，又针对不同类型企业差异化分类施策；既扎根中国实际，构建符合国情的治理模式，又对标国际一流准则，提升公司治理的透明度和规范性；既坚守市场竞争的效率导向，又将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纳入目标体系，避免了西方企业治理中资本至上的弊端。三是文化内核上，根基深厚而持久。深度萃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守正创新、诚实守信、协和万邦、义利合一”等思想精华，将其融入企业治理的价值内核，全面提升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标识。
张晖明：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围绕“增强企业活力”的改革中心任务，传统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经历了一系列变革。其中包括企业组织制度形式“公司化”改造，呈现出围绕政府企业关系处理，从“利益约束”“契约约束”，再到“制度约束”的清晰轨迹广州典丰，又逐层推进触及企业制度的深层次变革。明确以现代公司制作为现代企业制度，打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构的微观基础。
国有企业组织形式的公司制改革是依据1993年底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具体规范展开的。《公司法》后经不断修订，表明改革深化不断提出新的工作内容，也表明伴随经济体制的转轨进程，法治建设也与时俱进、不断完善。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其他方面的改革深化相协同，在现代公司制组织载体上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工作实践，自然也呈现在不断深化完善的探索实践进程之中。
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规划安排和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工作任务内容，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需要在总结既往时期已经取得的建设成果和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加深对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内涵特征的认识，在制度建设的具体环节上下功夫，以进一步夯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以现代公司制企业组织形式为载体的现代企业制度，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特征性内容。这几个具体特征在我国的改革发展实践中得到进一步丰富，具体表现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明确“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特征。在企业治理中要探索明确党委讨论决定重大事项“边界”，努力提高党委“前置研究讨论”内容的“质量和效率”。
主持人：在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过程中，国有企业如何作为？
丁晓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这是对国有企业功能定位的深刻论断。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是一项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制度安排。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不断深入国有企业改革实践，深化对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认识，创新经济治理方式，国有企业有助于形成国有经济与其他经济成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持续推进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不断健全企业股权激励、分红激励等政策，逐步强化技能人才工资分配技能价值激励导向，在制度实践中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理论。完善党领导国有企业制度机制和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充分发挥体制机制间的互补效应。
周海蓉：国有企业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挑战，破局之道就在于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将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深度融合，实现“两个一以贯之”，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得到坚决落实；健全党委（党组）、董事会、经理层等治理主体评价方法，规范董事会建设和运行机制，形成股东会、董事会权责清晰、制衡有效、协同合力；要重塑收入分配机制和中长期激励机制，强化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坚持授权与监管相结合、“放活”与“管好”相统一，增强治理结构灵活性、体系包容性、机制创新性；建立基于功能定位和行业特性的差异化分类考核指标，突出价值创造导向，引导国有企业在更多细分赛道取得实绩；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将激发其创新创造与监督约束结合起来，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充分释放创新潜力。
主持人：企业是经营主体，企业发展内生动力是第一位的。《关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见》就“健全企业激励创新制度”专设一章。如何以制度创新赋能企业发展、释放企业创新主体活力，培育更多世界一流企业？
周海蓉：企业是全球科技产业竞争的核心载体，世界一流企业更是凭借创新引领力和产业控制力，主导全球资源配置与规则制定。
当前，我国体制机制仍存诸多堵点，制约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和活力释放，需以问题导向深化制度创新。一是推动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决策主体”。建立企业常态化参与科技创新政策、重大专项决策机制；广泛征集企业的科技创新和配套需求，进一步完善需求导向的科技攻关机制。二是激励企业成为创新研发的“投入主体”。拓宽企业参与财政科技计划项目的通道，增加企业参与比重；构建“全周期、多维度、市场化”的金融赋能体系，针对企业创新周期的不同阶段精准匹配金融工具。三是支持企业成为创新活动的“组织主体”。支持科技领军企业、龙头企业、链主企业等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全方位多层次的产学研协同，完善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互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链式网状生态。四是引导企业成为创新成果的“转化主体”。健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人员双向流动机制、技术市场化转化机制，完善成果收益激励机制与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制度，加快形成以企业为核心、“人才聚、技术活、激励足、保护严”的创新成果转化生态。
丁晓钦：《关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见》中提出要“健全企业创新激励制度”，并就此给出了具体的三个方向，即打造创新企业组织形式、完善创新要素高效配置和健全创新导向的激励机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首先要厘清的一个问题就是企业如何以创新促发展。
首先，加大研发投入，引进先进技术与设备，建立研发团队或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推动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新服务，打造协同发展的创新联合体。其次，优化管理创新，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模式，探索新的盈利模式和业务拓展方向，提升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从技术、资金、人才要素方面着手，实现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一体贯通，让一切有利于创新的要素充分涌流、高效配置。同时，鼓励员工创新，建立激励机制，为创新提供资源支持，营造创新文化氛围。注重中长期价值创造，赋予项目团队充分自主权，有效运用多种方式强化激励，将人才优势转化为创新动能。
张晖明：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需要进一步完善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具体说，对于治理结构的优化，需要进一步科学设计股权结构，真正发挥“多元出资主体”相互制衡和客观科学处理论证企业事务的作用，防止“一股独大”现象。在防止“一股独大”股权结构安排的工作基础上，要对“第一大股东”（也即“实际控制人”）持有的股权数量加以管理，明确提出持股权重的“上限”。如此，有助于调动其他股东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也有助于创设社会资本共同合作的氛围。对于传统的国有企业改制成为多元出资的公司制企业而言，适当减持国有资本占股比中，有利于优化调整国有资本配置格局和配置结构，更好地发挥国有资本调度组织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培育全社会金融投资理念和投资行为文化，加强投资风险教育，鼓励“积极股东”行为，引导重视长期投资。
基于股权结构安排，在实践中对公司治理机构和治理内容分工进行动态优化，重点在于处理好“激励与约束机制的相容性”，这有利于激发企业家精神，也是“管理科学”的要义所在。由此生发出治理者群体进取创新的积极主动行为，在市场竞争环境下主动作为、有所作为。
主持人：国资国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国资重镇，上海肩负着当好新时代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排头兵的使命和任务。在新形势下，上海如何搞活搞好国资国企，探索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的“上海经验”？
周海蓉：上海应紧扣“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主线，全力打造国资国企转型发展的新标杆。
一是以体系化布局，强化战略主导力。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创新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按照“三个集中”“三个作用”的要求，进一步明晰各类企业的功能定位和发展布局。同时，要增强快速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特别是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要能够应对重大斗争，化解重大风险，筑牢经济社会发展基石。二是以体制化建设，提升创新协同力。发挥策源作用，主动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加大对重大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研究的投入；发挥撬动作用，通过投资入股、联合投资等方式，优化与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协同创新；发挥引领作用，牵头深化产学研用相结合，联动长三角地区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和源头底层技术难题。三是以系统性改革，夯实发展牵引力。更加突出主业、聚焦实业，围绕“五个价值”提升，全方位打通创新能级提升的堵点卡点。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夯实发展根基，带动生产力形态实现根本性跃升。四是以开拓性实践，增强国际竞争力。通过优化海外投资布局、加强跨国并购整合、深化全球创新链产业链协同等高质量“出海”方式，更好融入全球产业体系和创新体系，力争占据主导地位，拥有更多话语权和定价权。同时，强化品牌意识，创建一批管理科学、贡献突出、价值领先的全球卓著品牌。
丁晓钦：国资国企是上海推进“五个中心”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是稳增长、促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新形势下，上海国资国企要在服务大局中找准功能定位，必须牢牢把握核心竞争力，紧紧围绕主责主业，以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核心功能为牵引，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和战略性布局，如此才能做优做大做强。
具体而言，要推动国资国企布局优化调整，聚焦上海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培育一批具有创新带动力的龙头国有企业。要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加强现代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国企稳定金融市场的支撑力量，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要以加快城市更新、服务民生保障和推动绿色发展为主线，服务城市发展大局，找准本地基础设施建设者及公共服务提供者的定位，当好城市建设和运营管理的主力军，不断提升上海城市能级。
张晖明：上海具有国有资本存量大、规模相对较大，国有企业数量较多的微观经济组织特点。上海在处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这两个既相关联又各具个性的工作关系上已积累相当经验，未来要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善，以“企业活力”，即创新成长能力和竞争发展能力建设，来检验制度建设完善成果。
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方面，进一步加强宏观研究，服从于经济发展战略，在产业生态建设和锻造产业链竞争能力上多做文章。
通过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结构优化，创设企业制度发展完善优化的资本环境；增强企业经营活力广州典丰，更好地发挥国有资本控股公司资本经营自主决策能力，推进智力活动各项工作的制度化建设的动态完善优化。围绕公司治理机制的关键内容，特别是激励约束对称性机制处理，引入符合企业发展特点的“对标”评价，发现制度完善优化的新的工作内容，加强公司治理各层次机构和各项工作制度之间的协同，打造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整体性优势，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蓬勃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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